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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，上级开始强调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严厉批评了一些地方只搞革命、不抓生产的做法。吉安公社革委会迅速调整方向，把晒谷场、棉田的活计提上日程，社员们扛着锄头下地，荒废的棉垄重新整饬，沉寂的田野又响起吆喝声，生产形势总算有了起色。
开春刚过，县革委会就派来了工作组，在公社大院的晒谷场上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，传达上级最新指示。工作组组长站在临时搭起的土台子上，拿着厚厚的文件，声音洪亮地宣读着：“当前形势下，必须坚持‘抓革命，促生产’的方针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，改善群众生活！对于那些只搞革命、不抓生产，耽误农时、损害群众利益的错误做法，必须严肃纠正！”
台下的社员们听到这话，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私下里忍不住交头接耳。“这下好了，终于能安心种地了！”“可不是嘛，再这么折腾下去，田地都要荒了。”我爸站在人群靠前的位置，听着文件内容，紧绷了一年多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，眼眶微微发热。他知道，公社的生产终于有救了。
政策传达会后没几天，关于李红卫的处理决定就下来了。由于在运动中“犯了严重左倾错误，忽视生产、损害群众利益”，李红卫被正式停职审查，县革委会政治部的同志专门来到公社，将他带走接受调查。被带走那天，李红卫往日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，头发凌乱，脸色苍白，路过社员们身边时，头埋得低低的，不敢抬头看人。有几个曾被他批斗过的老社员，站在路边冷冷地看着他。
迟大菊作为李红卫的核心骨干，自然也没能逃过。她平日里跟着李红卫煽风点火，欺压社员，早就引起了公愤。随着李红卫倒台，迟大菊被撤销了公社妇联主任的职务，组织决定将她下放到最偏远的红星大队劳动改造。出发那天，她没敢声张，背着一个破旧的布包，在社员们鄙夷的目光中，孤零零地去了红星大队。曾经的无限风光，终究成了过眼云烟。
新的革委会主任王向阳走马上任。这位主任是个务实的人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农业生产上，推广新的水稻品种，兴修水利设施。我爸得到了重用，被任命为生产指挥组的组长，协助主任抓生产。他干劲十足，经常下到大队，和社员们一起干活，指导他们科学种田。
1972年的春分刚过，吉安公社的田埂上还带着些许寒意，可公社大院里的气氛却比往年热闹。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报着县里的平反通知，当“恢复周青松同志工作，任吉安公社革委会主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