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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然，半夜时分，门外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和拍打雪花的声音。我爸推门进来，身上落满了积雪，眉毛上都结了白霜，手里还提着一个布包。他径直走到床边，看着我妈，紧绷的脸瞬间柔和下来。“辛苦你了。”他声音沙哑，伸手想碰孩子，又怕自己的手太凉，赶紧在火盆边烤了烤。
我妈看着他眼底的红血丝，知道他肯定没好好休息。“公社的事忙完了？”她轻声问。我爸摇摇头，坐在床沿，握住她的手：“还没，抽空回来看看你和孩子。我让食堂给你留了些小米和鸡蛋，放在布包里了。”他低头看着孩子，眼神温柔，沉默了片刻，才说：“我得赶紧回去，还有一堆事要处理。”
我妈点点头，没有挽留。她知道我爸的难处，这个特殊的年代，个人的小家总要让位于集体的大事。我爸又嘱咐了我外婆祖兰几句，让她多照顾我妈，然后就匆匆转身离开了。门被推开又关上，风雪的声音再次传来，我妈望着我爸消失的方向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把孩子抱得更紧了。
月子里，我妈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也没闲着，趁着孩子睡觉的时候，就做些简单的针线活。我妈没能再回到学校，却成了大队里有名的裁缝师傅。
她做的衣服合身得体，针脚细密整齐，不管是大人的棉袄棉裤，还是孩子的小衣裳，都做得又好看又结实，看不到一根线头。谁家有红白喜事，都会主动来找她做衣服。她尽最大努力把温暖和体面带给每一个需要的人。闲暇时，她会抱着孩子站在门口，看着远处学校里孩子们的身影，听着隐约传来的口号声和读书声。她知道，自己虽然错过了去学校任教的机会，但凭着这门手艺，也能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
我爸会尽量在忙碌中抽出时间一月回来两次，哪怕只是坐一会儿，跟我妈说几句话，看看孩子。
1969年开春的风还带着料峭的寒意，吉安公社的田野里少见往年春耕时节的忙碌景象，反倒时不时传来一阵急促的口号声，夹杂着扩音器里刺耳的嘶吼，打破了乡村的宁静。1969年的形势，就像这多变的春寒，让人捉摸不透，又处处透着压抑。
黄营长的调令来得很突然。那天早上，公社大院里的红旗刚升起来，县武装部的吉普车就驶了进来，车身上的绿漆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斑驳。黄营长刚吃完早饭，看到吉普车，随即迎了上去。
“黄卫国同志，组织决定调你前往常宁地委执行专项任务，即刻出发。”武装部的同志敬了个礼，语气严肃地宣读了调令。黄营长愣了
